

加强城市交流 推进国企改革
各位同志,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2009中国城市国资论坛。
这次的城市国资论坛是第五次,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共同主办的,这里向北京的王东同志表示感谢。
中心城市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体制。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觉得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才有完整的社会功能和完整的配套功能。最有条件推进配套改革,最有条件把很多项涉及到社会职能的改革真正推进到位。在其他的城市都不具备,中央企业和省市属的企业可能很大,但是没有城市级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
以前,应该说我们和城市这一级接触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经贸组织。当时我们觉得城市这一层配套太重要了,别的很难替代。所以在国家经贸委时期,我们很多的改革工作是依托城市进行的。大家可能还记得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一开始是18个,逐渐的扩大。这项改革实际上对整个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意义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城市的关系似乎比跟省级关系还要更密切一点。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国务院国资委既有责任推动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同时,我们要代表国务院对中央国务院行使出资人职能。第一项工作推进和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件政策性的工作,而作为中央企业出资人的代表涉及到很多非常具体的工作。所以,非常具体的工作就把政策性的工作逐渐地给挤到一边去了。所以,虽然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指导监督好地方的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实际上是接触比较少。因为中央企业的事太多,130多家企业1千万的职工,这个范围会出多少的事情,占用了我们大量的精力。我们跟省级接触少,跟市级现在基本上接触不到,省级每年要开国资委主任的会,这实际是我们工作一个极大的缺憾。我们非常寄希望于这种性质定期聚会,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聚会,了解城市层面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所面对的形势、所面对的问题,希望了解城市国资委的一些想法。
我们希望这样的会议能够把它开得更实一点,也期望在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国资委的经研中心给我们写完整的报告,说明一下城市企业国有资产改革、国有企业成果改革,现在的实际情况、面对问题改革中的重大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这届城市的国资论坛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势下举办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各个方面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应该说对国有企业是非常巨大的考验,这对地方的国有企业是这样,对中央的国有企业也是一样。应该说,国有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的反应还是很及时的。去年4月份,国务院国资委就开始向中央企业预警,去年4月份开的是中央企业去年的第一次经济形势视频会议,当时的李荣融主任就要求中央企业捂紧钱袋子准备过冬,这种预警应该讲是比较早的。因为去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不是看得很清晰。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企业都采取了一些应急的措施,准备应对金融危机的考验。这些应急措施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这几年,我们对象是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总体上是处于扩张的通道里面,它扩张的愿望应该说是很强的。整个经济形势从扩张的通道转到紧缩的通道,应该说这对企业来讲是极大的转变,要求企业同步地实行这种有所收缩,能够防范风险的经营策略,所以就必须强调投资和并购的管理。在方向上严格控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财富上能有大一点的空间。
第二,加强现金管理,巩固资金链条。这就包括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包括细化资金的预算管理,强化企业集团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强化存货和应收帐款的管理,减少拖欠等等。
第三,严格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努力降低各项成本。主要的是除了人工的成本环境之外,需要在生产环节、资金环节、管理环节、采购流通的环节采取各个层面的降本增效的措施,力争把管理的基础能够打得更好。
尽管如此,尽管中央企业已经采取了很多应对的措施,但是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入,即使中央企业的个头规模比较大,但是影响也是比较大的。2008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17.9%,利润下降幅度很大,下降了34.1%。这34.1%当时我们判断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性亏损的因素,主要是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当时我们觉得如果没有政策性亏损的因素,似乎很不应该是这样的。从去年的数字看是这样的,但是从今年一季度看,危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2008年的地方国有国有控股的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8.9%,利润总额下降24%。今年1到4月份,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9.2%,利润下降36%。1到4月份的地方企业地方国有控股的企业收入,营业收入下降8.4%,实现利润下降的58.1%。今年的情况应该说比去年严重得多,尤其是营业收入的下降是这么多年的第一次。去年营业收入是上升的,利润是下降的,今年的营业收入也开始下降了。这就反映出我们外部的市场环境应该是非常严峻的。
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大概判断是这样的性质。我估计待会儿专家们尤其是张文魁还得跟大家分析这些,我们判断是这样的性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的萎缩,我们国际市场的萎缩从出口对国内的产业是从出口产业向上游延伸。所以,这种延伸,使得我们绝大多数的行业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供过于求的状态造成了过度竞争,造成了价格更大幅度地跳水,最后的结果是企业开工不足,以及盈利大幅度下降。我们感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体是这样一种性质。
这种情况说明了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一部分生产能力,或者说中国经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它所对应的需求,实际已经不存在了。这种需求是从出口加工产业到它的上游产品、再到它更上游的能源、原材料,这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是供大于求,恶性竞争的状态。作为一种判断,我们现在问题的性质,或者说是需求萎缩,或者说是生产能力过剩,而这两件事情实际说的是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面对金融危机,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做4万亿的投资规划启动内需,现在看到各个方面感觉到中国经济有一点企稳的现象。这是好事情,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做企业的同志,可能也要看得更深入一点。我们同时要看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消失的需求和启动起来的需求不一定能够匹配,这是看得很明显的,跟启动内需直接所对应的产业,比如说建材、建筑业的回暖就明显一点,就会大一些,但是出口加工产业基本上是没有回调。具体到一个具体的产业,不同层次也不一样,比如说在钢材,现在大家觉得卖得比较好的是以前看不太上的建材,我们的钢等等东西。原来大家所追求的硅钢片、建材板反而不行。现在消失的需求和起步的需求未必能一样。
第二,我们启动内需政策的持久性,毕竟我们现在启动内需的政策应该说代价也是很大的。第一我们是靠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但是我们同期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这样的情况,财政性能不能持久的增长,后面有没有基础的后劲是问题。另外是货币的投放超常态,大家也知道非常宽松,也知道国务院全年贷款新增贷款规模的90%已经用出去了。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如果可能经济危机是短期的,可能我们顶一下就过去了。如果经济危机是长期的,我们确实需要研究我们支撑内需或者是启动内需政策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从企业的角度讲,我们觉得至少从今年的形势看,我们觉得还是不容乐观,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思想准备。
这种特殊和严峻的形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应该说是一种考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对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什么?具体要求是什么?我们觉得希望能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进行研讨,进一步讨论城市的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要从管理和创新入手,强化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对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来讲,我们感觉现在是一个难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非常尖锐的考验。因为成本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它的性质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在经济扩张的时期,企业成本的高低是你的盈利高还是盈利低的问题,是挣钱多的问题还是挣钱少的问题。成本高的企业少挣一点,成本低的企业多挣一点。但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尤其是在同质化的市场里面竞争,最后的结果是成本高的出局。意味着什么?在经济衰退时期,成本的高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前一段我们的企业长期处在扩张的通道里面,所以,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注意我们成本的问题。但是在现在,我们觉得成本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就必须得高度重视,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有企业实际是有一些先天的难处。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实际我们自己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够靠裁员去降成本,我们不能靠不规范的用工去降成本,因为我们对社会承诺是不裁员的,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是不裁员的。从这样的角度讲,我们对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人心的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不裁员对我们降成本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我们缺了一块降成本的手段。所以,我们降人工的成本余力是非常有限,这对国有企业来讲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即使对中央企业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按说从道理来讲,国有企业最好不要和民营企业做面对面的同质化的竞争,国有企业应该逐步调整到经济规模要求比较高,技术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范围去,我们讲门槛比较高的行业。但是这种调整,前几年虽然做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并不能说是调整到位,即使是中央企业也不能说调整到位。中央企业有一些企业我问了老总,相当大的企业你现在的产品,到底和其他企业讲,一般的民营企业讲你有什么明显的技术优势?是不是你能做的人家不能做,回答不是这样的。你的成本现在跟企业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相比是什么状态?每吨高好几百块钱,这样的企业在中央企业也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企业面临着成本能不能撑得下去的考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我们觉得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有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做努力。一个方面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意义实际上是两个。第一,可能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去降低,本身的技术档次提高了,也许消耗就下降了,成本就可能降低了,这是第一个可能的途径。因为降低成本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提升技术水平。第二个可能的途径,拉高我们产品的技术档次,跟其他企业实现差异化。原先是同质化的,面对面的,如果我们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够加上去,我们的技术有所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就不是一个同质化竞争了,就实现了差异化。这有可能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帮助我们或者降低成本,或者避开同质化竞争的困境。第二个方向是发挥管理的优势,通过科学管理能够把成本降下来,有一些管理可以非常明显地见效。比如说集中地采购,比如说资金的集中管理,只要是一个大企业集团主要资金实现集中管理,财务费就可以下来了,只要集中采购财务成本马上就降了,管理方面的作用很重要。
为什么强调这两点,自主创新和加强管理,这两个方面往往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是有基础的,但是在跟人家去拼人工成本,我们肯定是拼不过。但是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般来讲比其他所有制的企业要好一些,主要是对民营企业。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的技术积累、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是有的。一般的讲国有企业的管理基础还是好的,制度化的管理是好的。我们有可能通过加强自主创新,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能够发挥出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把我们不足的地方能够适当地弥补。我们觉得似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要跟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去面对面地拼人工成本,我们是拼不过人家的,所以我们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把我们短处能够弥补。
当然,管理的问题现在实际上还有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国有企业也谈了很多年了,有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不到位不是方法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你做不到位。就是你的机制如果没有比较彻底的改革,我们讲三项制度改革,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不遵守你的制度,你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管理不到位,这是我们三项制度改革的要求。
从三项制度改革目前推进的情况,我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城市国有企业可能好一点,因为你们在第一线。实际从中央企业的角度,三项制度的改革是非常之高。尤其是一些相当垄断的行业,有一些我们都觉得很惊讶,有一些行业我们觉得包不住。实际上问一问仔细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中央企业还在照样安排子女就业,这样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内部机制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三项制度改革当中,干部人事制度是打头阵的,不做这项改革后面来项改革都没有办法起步。这个方面,实际我觉得也是决心的问题,是力度的问题。前一段中央企业做过全体企业改革。这实际是包括了一套岗位的设计,都请中介机构做一套岗位的设计,把每个岗位,他的责任,他的工作的内容给他具体化。给他挂上权重,加上薪酬待遇,考核方式。所有的人从原先的岗位上站起来,重新集中岗位。现在的难点在于用工制度的难,这难点在于现在的人出不去。这个我们得改,在人出不去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样引入竞争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特殊的阶段上必须要研究的问题。人出不去但是我们又得引入竞争机制,我们内部不希望的在这次危机当中,如果我们仅仅说收入能增能降,增上去大家一块儿增上去,降是一块儿降下来,回到平均的起点上,这样的话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方向。
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能引入竞争的机制,第二,能够适当地引入市场的价位,这两个方向上需要我们努力。我们通过升降的过程,能够优化结构,能够优化企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微妙的问题,原先讲我们三项制度的改革,劳动改革的标志是人能进能出,现在我们实际做不到。至少在危机阶段不能因为企业经营的问题大规模裁员,这是不现实的。这样的前提下怎么样把握我们的分配机制,怎么样把握我们竞争的机制,都需要我们具体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是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的问题。经过这些年,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调整。实际城市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都大大的优化了,我们觉得在城市这一级可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优化的速度和结构比全国更快。从城市特殊的功能看,城市以及国有资本可能主要在向两个方向集中,第一个方向是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和人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企业、公益性企业,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竞争性色彩是不重的。第二个方向,具有本地特色和具有本地的一些竞争优势的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我估计城市这一级主要是往这两个方向去集中,或者说他在收缩的过程中,更多地把国有资产配置在这两个方向,这是城市一级。省一级再加上一些重要的资源,到国家级除了这级外,我们倒没有公益性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国计民生。大体城市级,我们感觉还是需要向这两个方向去集中的。
对相当一部分城市来讲,可能优化和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如果说优化和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阶段上,有两个方向的工作就特别的重要。第一,通过资产经营公司的平台,通过资产经营公司的运作,对分散的国有资产进行企业化的处置,加速退出和集中的过程。这个方面我们很多的城市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开始了这种探索。比如说重庆的渔富(音译)公司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北京市也在搞资产经营的平台,这是一个方向。通过资产经营公司运作和加快对分散的国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处理。我看这次会议的内容,有这方面的交流,对现阶段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通过配套改革的办法能够系统性地解决国有企业的各类负担,以及它的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的问题。同时,能够解决好前一段改革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我觉得是我们城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特别需要重视的方向。
谢谢大家
